从图案到设计：中国现代生活美学的启蒙与实践

说到“图案”，倘若没有专门去突出某个时空作为解读的语境，许多朋友会十分直观地联想到“纹样”“花纹”的设计。但若放在20世纪初期，“图案”却有着更为广泛的设计范畴指向，并且诞生了“图案学”这一术语，影响直至今日。“图案学”在20世纪初期的出现，既反映出了中国现代设计形成早期所处的独特情境，同时又折射出了一直蕴藏于中国设计之中﹑追求为生活创造艺术的特色。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

在现代汉语中，“图案”一词基本已被视作与“纹样”“花纹”同义。这与中国自古以来拥有丰富的民族“图案”传统与资源不无关系。伴随着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达，以“纹样”“花纹”为主的“图案”设计亦非常发达。玉工﹑髹工﹑织工﹑金工等传统工艺皆有着举世为之赞叹的技艺创造，并且具有精致曼妙的“图案”作为装饰。这些“纹样”“花纹”如今被视为“图案”装饰一直发展至今，而本质上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匠心独运的“设计”内容。对“纹样”“花纹”这类更具艺术性的“图案”装饰的追求和发展，事实上也在不断地推动着中国工艺美术的进步。如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其“图案”的形成便反映出了当时的中国古代高超的纺织技术。然而，在古代汉语中“图”“案”二字可以分开使用，并且有着各自独立的含义。而将二字并列使用，则在近代变得十分流行，并一度被用以指代当时与工艺美术紧密相连的“设计”行为和对象。“图案”一词的兴起及其盛行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日本的美术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密不可分，该词与工艺美术及现代所称“设计”的联系亦发源自日本的早期探索与研究。

今天在现代汉语中“设计”一词对译英语中“design”一词已得以固定，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与今日有所不同。英语中“design”一词源自于意大利语中的“disegno”一词，其词源可溯源至拉丁语“signum”，该词的本意是至“标记”（sign）。在早期的意大利日常用语里，“disegno”具有“视觉标记”（visualmarking）的意思，指历史上各种地图和经过测量的楼层布置图。到了文艺复兴之时，“disegno”以速写作图的“设计”方式在当时的艺术家群体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自此以后，“disegno”一词中“构思”“规划”“筹谋”的意涵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走向了“心智观念之手的可视性表达”的观念，成为了指向那些尚未出现的事物在运筹阶段中的思考图示。因此，文艺复现时期的画家与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便称“设计”（disegno）是三项艺术（建筑﹑雕塑﹑绘画）的父亲。至此，但凡能表达“设计”意图的形式便可称之为“disegno”，并且突出了“线条”作为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思想活动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设计”（design）的理解和认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常沙娜，1958年

“design”作为自西方而起并在近代向国际传播的概念，在东西方交流的过程中率先在日本被翻译成为了“图案”一词，并随后传播至中国。19世纪后期，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积极拥抱西方文明，大兴教育成为其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至19世纪末，日本仿效西方教育的“design”发展，各类工业、工艺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并纷纷建立起了图案专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1890年出任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的手岛精一在该校创立的图案科。与此同时，清廷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于1904年遣派各省学使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其中，南京提学使陈伯陶便曾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考察，并提议遣派中国学生前往留学。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不但受到了来自日本振兴东亚工业教育理念的影响，同时亦将“图案”一词援用到了汉语之中，并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蔡元培在1927年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便提出设置图案院，从中可见其时这一术语在汉语中深入的接受程度。

吴梦非在1920年《美育》杂志上发表的《图案讲话》中曾指出：“我国向来只有模样、花纹这种名词，并没有图案的名称；近年来这个名词由东洋人翻译西文（英语为Design），传到我国，所以我国的教育上亦不知不觉的用起来了……总括说一句：凡是我们衣食住行所使用的器具之类，用一种意匠，把他的形状、模样、色彩三个条件，表明到平面上的方法，叫做图案。换句话讲，图案就是把上面这三个条件，从美的方面去考究他，使他能够满足我们人装饰的要求，并且使观者都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娱乐。”从中可见，当时不但已将来自日本对“design”翻译为“图案”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对“图案”的解读，接受了其研究范畴和对象的界定，且与今天所说的艺术设计一脉相承。

>《和平》，张道一，宣传画，1956年，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当“图案”与“学”相结合组成所谓“图案学”，便构成了对“图案”进行探索和研究的专门知识和学问。而“图案学”研究的最初出现，又与日本和中国早期的“艺术设计”教育紧密相连。日本早期的“图案学”著述可以1909年小室信箴的《图案法》以及1911年岛田佳矣的《工艺图案法》为代表，中国近代出现最早的“图案学”著述则以1917年陈之佛的《图案教材》与1930年的《图案ABC》以及1927年俞剑华的《最新图案法》为代表。从当时的“图案学”著述的名称以及主要内容可知，大多与艺术设计创作的探索密切相关，并且主要是以教材的形态出现。正如俞剑华在《最新图案法》中所称：“图案（Design）一语，近始萌发于吾国，然十分了解其意义及画法者，尚不多见。国人既欲发展工业，改良制造品，以与东西洋相抗衡，则图案之讲求，刻不容缓！”当中便突显出了当时有关“图案”的探索，针对相关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实践运用的迫切需要。

>《和平鸽丝巾》，常沙娜，印刷品，1952年，艺术家提供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艺术设计教育与创作实践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图案学”研究迅速流行。除了继续以“法”来命名突出其指向实践教学的著述外，如1936年傅抱石的《基本工艺图案法》以及1937年陈之佛的《图案构成法》，傅抱石亦在1935年撰写出了《基本图案学》，到了1947年雷圭元出版了《新图案学》，标志着中国的“图案学”研究在20世纪中叶迎来了更为深入的理论化发展。在迈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开始得到了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在“图案”的理论研究促进创作实践方面相关著述不断涌现，如1950年雷圭元的《新图案的理论和作法》以及1959年的《怎样画图案》、1963年的《图案基础》等。此外，还有朱稣典、潘淡明的《图案构成法》，田自秉1951年出版的《图案字作法》以及庞薰琹1953年出版的《图案问题的研究》等，可谓见证了广义“图案学”研究最为流行的时代。

所谓“图案学”的广义，其实是从20世纪中叶以后“图案”一词所浮现出的指向与意义开始逐渐发生转变的情况而言。此前，“图案”一词从日本到中国都被用来指代自西方而来的“design”一词。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案学”研究方面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陈之佛便指出：“制作用于衣食住行上所必要的物品之时，考案一种适应于物品的形状、模样、色彩，把这个再绘于纸上的就叫‘图案’。可知图案就是制作物品之先设计的图样，必先有制作一种物品的企图，然后才设计一种物品的图样。”这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致力于探讨的“图案”与今天的艺术设计活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号，陈之佛装帧设计

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则诞生了“新图案学”，其中尤以雷圭元的探索最具引领意义。雷圭元在1963年出版的《图案基础》中便指出：“‘图案’是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美术﹑工业美术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是在工艺﹑材料﹑用途﹑经济﹑美观﹑牢固等条件下制成图样﹑模型﹑装饰纹样等方案的统称。”就此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新图案学”的发展既呈现出了对此前的相关研究和探索的承接与推进，同时又展现出了与其时工艺美术迅猛发展的背景息息相关的新面貌。对于这一新面貌，一方面表现出了尽管汉语中的“设计”一词已经开始流行并被艺术实践和研究采用，但“图案”的概念仍然可以被用来涵盖当时的艺术设计活动行为和对象。而且，当中对于“美术”与“工艺”等相关方面的探讨在其时的“图案”研究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梳理。在这一过程中，有关“新图案学”作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方法与方向以及“工艺美术”作为术语与专业名称的流行，可谓成为了其时中国艺术设计研究探索与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

>《床前地毯》，庞薰琹，纸本，1941年

以雷圭元的“新图案学”为代表，当时所表现出的新面貌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特色，即对中国“图案”艺术作为研究主体的彰显。例如雷圭元在其《新图案学》一书里谈到中国“图案”艺术的特征时，便通过比较西方的“图案”而指出中国“图案”的特点：“希腊的图案，可称之为天，希腊思想是希冀配天之高明。埃及之思想是求得地之永固。而中国的思想是倡导人之中庸。”“希腊之天走到了极端，所表现的成了哥蒂克的尖刻。埃及之地的表现走到了极端，即走入了坟墓。中国之人的表现走到了极端，往往流入繁俗不耐的滑稽。”以此可见一斑，雷圭元所倡导的“新图案学”发展突出了对待古今中外“图案”的学习和研究视野，反映出了当时的“图案”探索对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思想精神等方面的重视。

自“新图案学”在20世纪中叶得到提倡开始，直到六七十年代对当时的艺术设计研究和实践均产生了十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雷圭元对于中外“图案”艺术的探索，特别是“以我为主”的态度，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图案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979年，雷圭元出版了《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一书。也是在同一年，《现代汉语词典》将“设计”一词收入其中，由此确立了“设计”作为专有名词，指代包括艺术设计的相关事项以及一切为后续行为所作的活动。乘着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不断推进和深入的东风，“设计”一词作为对西方“design”一词的翻译至此已然大行其道，作为专业术语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此，过去以“图案”来指代“design”一词的做法亦成为了历史。

>《果盆》，庞薰琹，1941年

事实上，从“图案”到“设计”的用语转变既是中国人在20世纪设计观念发生变革的反映，亦是世界和中国艺术与设计发展及研究产生嬗变的写照。汉语中的“设计”概念乃至术语的兴起和流行，其实并非仅是与“图案”作为专有名词的简单交替。不但“设计”一词在汉语当中早自20世纪前期已经出现并被使用了，而且有关“图案”以及“图案学”的研究和实践在20世纪后期直至进入到了21世纪以后亦仍然在继续发展，并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极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重建图案学”的倡议成为了当时倡导“图案学”革新发展的一个方向标。其时先后在1982年﹑1983年及1986年举办的三次“高校图案教学座谈会”成为了当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探讨活动，其中尤以张道一在首届座谈会上的倡导最具引领性。在《图案与图案学》一文当中，张道一提出了解决图案问题需要“体现着图案设计的共性”以及“体现着图案设计的特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倡导所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所展开的探究，而将“图案”与“设计”的并列则体现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与艺术设计交汇与转型的过程对于本土话语建构的探索。

在与艺术设计研究的交汇过程中，诸葛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多篇以“图案设计原理”作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在倡导“重建图案学”的基础上，对“中国图案学”的原理性知识进行了梳理和建设，其研究所拓展的“造物的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直到新世纪。毋庸讳言，将“图案”完全限于或等于某个具体的“纹样”其实扭曲了其原本所具有的深意。回看最初陈之佛﹑雷圭元等诸先生对“图案”以及“图案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至始至终对“人”与“生活”的关注，直至对中国“造物”的贯通，其实已深刻展现出了“图案学”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研究基础或探索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而且，放在今天回顾中国设计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对于建设中国设计话语的需求下，其意义仍然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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